同方鲲鹏“结义记”

6月10日，同方和鲲鹏冠名的高铁专列举行首发仪式。从去年就在接触的双方，经历过“相识、相知、握手”等阶段，现在可谓迎来了结拜。

国内ICT企业正在悄然合纵连横。这在“新基建”的大背景，“后疫情”的供应链建设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显得尤为瞩目。

仔细去审视会发现，一张围绕鲲鹏生态的大网正在若隐若现地编织起来。

一

全方位合作

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三观要和”，双方的价值观一定是趋同。

合作亦然，缘于双方领导人对于未来行业发展、合作方式、战略目标上高度默契，也缘于双方站在核心技术自主可信角度的格局高度。

去年9月华为全联接大会，同方鲲鹏产品发布。同方及其他生态伙伴通过鲲鹏主板搭配鲲鹏处理器，生产出的服务器、台式机，性能几乎赶上国际主流。

华为是鲲鹏计算产业推动者和参与者，通过聚焦发展鲲鹏处理器的核心能力，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从而支撑生态伙伴发展自有品牌的整机产品和“上层建筑”。

华为曾表示将全面开放鲲鹏主板优先支持合作伙伴，条件成熟时可以停止TaiShan服务器销售业务。可见鲲鹏对于生态伙伴的支持力度与“慷慨义气”。

如今，鲲鹏生态圈已经初步成型：600+合作伙伴、1500+通过鲲鹏认证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且在持续不断扩大。

根据 IDC 数据预测，2023 年全球计算产业投资额将达到 1.14 万亿美元，中国计算机产业投资空间 1043 亿美元，接近全球的 10%。鲲鹏的前景可谓一片光明。

再来看同方。

同方电脑作为国内第二大电脑整机厂商，年产能达到800+万台，实力雄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同方推出了超强服务器K620、超翔台式机TK630等基于鲲鹏920平台打造的产品。

要知道，同方一直在谋求转型，2019年底，同方股份在国家关于高校企业的改革意见下达后，谋求校企改革。

2019年12月31日，同方控股股东由清华控股变更为中核资本，实际控制人随之由教育部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这次改革的一大目的用《中国新闻周刊》在《同方新探索》中的话来说恰恰是：

加强信息产业技术研发能力、沿产业链纵向构建产业生态的同时，还以政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横向连接起政府、大学等科研院所、企业和市场的创新资源，为区域协同创新搭建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

同方和鲲鹏之间的合作关系恰恰是在适应同方去年年底开始的转型。

2020年6月10日，同方和鲲鹏冠名高铁专列举行首发仪式，双方结义。这背后不单是两者之间的碰撞与合作，更有着特定历史环境的驱动与使然。

二

融合与共生

同方鲲鹏之间的合作其实无论从国际博弈的大环境、“新基建”热潮、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乃至同方未来发展各个维度去看，都是有必要的。

1、当下环境较为复杂，尤其是这一次疫情之后，ICT产业链受到冲击，国内相关企业有必要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我国IT行业规模巨大，但核心技术极度依赖进口。

长江证券的研究报告表明，2019年我国软件行业实现营收71,768亿元，同比增长 15.4%；实现利润总额 9,362 亿元，同比增长 9.9%，规模巨大。

但是信息技术服务占比 59.3%、软件产品占比 28.0%、嵌入式系统软件占比 10.9%、信息安全占比 1.8%，主要依靠服务实施为主。

从图表可以看出，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存储等基础软件硬件方面领域高度依赖进口自给率较低，产业发展受制于人。

以鲲鹏为代表的新计算平台，让中国在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一系列领域谋求突破。

2、从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个视角去看，历史拐入“新基建”，行业应用会涉及到大量的服务器的使用。

我在《地基铺好，大家的新基建才能盖房》一文中就曾提到：

和传统老基建区别最大的是，“新基建”是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政府在背后只是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核心目的在于顺应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

所谓“多元主体”，它真正的参与者是一批中国顶尖科技企业。与“铁公基”和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新基建”的特点是轻资产、高科技、高附加值，能够渗透各行各业，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价值，为社会经济的升级转型提供更强的撬动效应。

实际上，同方也是多元主体的参与者之一。新基建需要扩充的数据中心中，会用到大量服务器，华为和同方之间的合作某种意义上看正是顺势而为。

如果你去审视当下的“后疫情+新基建”格局就会发现，“新基建”让HAT围绕自家生态都在展开布局。

决策层不断强调要加快5G网络、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是首次在基建投资中提到数据中心。

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来说，数据中心是其庞大的资源库和存储银行，需要建设大规模、安全、稳定、可靠的数据中心来满足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