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归中央，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已迎来巨变

6月4日最重要的新闻是：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请注意是四个部门联发），公开了《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将由自然资源部门征收的上述四项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其中河北、上海等七地自7月1日开始试点，202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这项征管划转工作。

这七个地方是：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

也就是说，一出台这个《通知》，天子脚下的河北和内蒙，长三角的上海和浙江，已经被管了起来。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当然，短期内来看19号文并不像市场所传言的那样具有颠覆性，因为19号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管理模式。）

事情可以从1980年代说起。

当时我国改革开放，首先是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也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价格不一样，差别可以很大。国家一直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1990-91年经济不振，体制内外价格差别不大，这个问题就顺势解决了。

然后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实行分税制的本质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因为如果地方政府有自己的收入，就会积极发展本地经济。

因此，当时把税务局分成国税和地税，地税归地方所有。当然详细的规定更复杂一些，比如还有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

再后来是1997年的放开房地产，卖地收入归地方。

有了这三大改革，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被充分刺激起来，加上当时我国的内外部环境不错，于是各种开发区蓬勃发展，各个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但是搞着搞着，差别就出来了。2010年以后，长珠三角、北京、一些省会仍然搞得不错，但越来越多的地区，经济越来越不行了。

也就是说，如果任由地方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和恶性循环。

这是体制决定的。没办法。

国家的应对是：尽量把权力收归中央。

比如，2018年，国税、地税又重新合并了，改名为税务局。1994年开始的国地税分开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

全部税收，被中央牢牢抓在手里。

现在，又把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局，地方政府已经几乎没什么财权了。

在这四项收入里，卖地收入是绝对的大头，正规的名称是“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20年，卖地收入是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今年前4个月是21383亿元，同比增长35%。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2020年，全国税收收入是13.68万亿元。

因此，卖地收入相当于税收的60%，这是个巨大的比例，也是地方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和卖地收入相比，其他三项都是毛毛雨。比如，2020年我国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是977.54亿元，连一千亿都不到，和8.4万亿的卖地收入完全无法相比。至于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不管怎么说，蚊子肉也是肉，现在都归税务局了，也就是归了中央。

以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是被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极力夸赞的“诸侯经济”模式。

张五常认为，地方有了充分的财权，就有发展经济的动力，市县长、书记们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以远比市场机制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方式来调配生产要素，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张五常是一个很有水平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解释》三卷本写得非常好，也是我国享誉世界的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家之一。

但是从2014年开始，他的“诸侯经济”的说法，在我国逐渐转变为负面。

比如2014年1月《中国证券报》就发文有文章说：

从坏的方面看，这种模式就是广受病垢的各界指责的“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地方局部利益，他们大搞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甚至相互封锁、相互拆台。

大致划分起来，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是利大于弊，我国中低挡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并在世界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造就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模式产生好的效果几乎都消失了，而坏的效果则进一步凸显。

说得更通俗一些，百废待兴时是增量经济，各地方政府的竞争是良性竞争；但到了存量竞争阶段，诸侯经济就是恶性竞争了，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

其实这件事情，2012年袁剑出版的《大拐点》，说得更加透彻。

在《大拐点》中，他提出了五个基本判断。

1、社会反向运动造成整个社会成本上升。

什么是“社会的反向运动”呢？这是指当市场和政府把社会压缩到极点的时候，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会发生一个反向运动。具体到经济上，则表现为企业成本（包括环保和人力成本）的剧烈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2、2008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泡沫化阶段。显然，是“四万亿”让他做出的这个结论。而2013年之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和2015年之后的……，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3、全球市场扩张体系终结。奥巴马阶段已经表现出了这个苗头，特朗普阶段基本上是赤裸裸了，而现在是拜登阶段。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寄生在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那么，当美国在经济上转入防守状态时，这个扩张体系必然会终结。

4、资本外逃。

5、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蜜月结束。袁剑认为，中央和地方的蜜月从2008年开始就逐渐结束了。张五常所谓的“诸侯经济”，在袁剑看来，是中央给予地方不恰当的激励造成的，因而不可持续。

而一旦不可持续，中央和地方的蜜月关系会从此结束。

2012年开始的大力反腐、2016年的楼市限购限贷、2018年的国地税合并，极大加剧了这个进程。现在，四项收入又归税务局征收，象征着地方政府已经几乎没有财权了，中央和地方的蜜月，已经彻底结束。

而2014年的全民创业，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现在来看只是短暂的蜜月重温，是历史大趋势下的一个短暂回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