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没有思想市场,世界会怎么样?

任何社会变革,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更宽松,有时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竞争性最强的时期是春秋战国。那时候思想比较自由,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文化。在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觉得儒生老爱发表意见,会威胁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搞“焚书坑儒”,开始了思想禁锢。到了汉代,思想市场慢慢开始恢复,但后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法定垄断地位。

张维迎:没有思想市场,世界会怎么样?

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看起来不一样,一个坑儒,一个尊儒,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思想市场衰落了。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这时候思想市场反倒又活跃起来,佛教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到北宋时,思想市场也比较活跃,因为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杀,所以产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学。理学在明朝获得了垄断地位,科举考试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释答卷,持不同观点者就成了异教徒,思想市场又萎缩了。满清以后,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狱”,思想市场变得非常弱小,虽然还有些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唱反调,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最后到满清末期,社会危机频发,思想市场再度活跃起来,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国。

这是中国思想市场的大体演变历史。

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

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先看看生产思想的环境

16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有5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体相互竞争,这给思想家留出了空间。学者可以自由流动,某个国王不喜欢你,另一个国王可能会保护你。法国的伏尔泰逃难很多年,总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国流传开来。西方世界政体有界,但思想无界,学术界是个统一的市场,思想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学者们都说拉丁语,不管人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体,更在乎的是在整体学术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状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传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没有语言障碍。

西方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民间(包括教会办的大学),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官府。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官员,当然偶尔也有几个官场不得志的或者没考中进士的。西方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知识本身,用知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中国的官僚生产知识,如果某个观点跟他的官位发生冲突,就只能选择放弃。这带来非常不同的后果。

举例来说,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批评天主教会腐败,罗马教皇判他为异教徒,要德国的皇帝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须把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召集起来,开个听证会。开完听证会后马丁· 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萨克森选帝侯Frederick派来的几个当兵的“劫持”,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躲在一个城堡里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时,德文版的《圣经》流传开来,宗教改革势成熊熊烈火,任谁也灭不掉了。

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朱之瑜,生于1600年,活了82岁,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清朝入关时他还忠于明朝,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灭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他在日本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顾问,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国,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发现,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这还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来,很多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活不下来。

再看看传播思想的环境

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有一项研究估计,从1522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的后半期)欧洲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的40倍。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445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机,50年时间里印刷机在欧洲扩散到250个城市,出版了1500万到2000万册图书。反观中国,毕昇在1045左右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400年,但是到1800年之前中国书籍出版还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间,都是私营企业做出版,为了传播知识;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传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腾堡是一位企业家,毕昇没有成为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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