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老子在 2500 多年中写道的，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在一个自由经济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规律。而贫富差距问题，困扰所有政体和政治家的永恒问题。中国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律的成因，本质上只有四个字“土地兼并”。和平年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不可避免的出现土地兼并。而兼并到“富者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就会来一次农民起义，死掉天下半数的人口，出现大量荒地。通过战争来均贫富均土地，然后再来一次治乱循环。这个治乱循环在大一统中国是最典型和明显的。分封制的西方国家土地流转的难度远大于中国，相对好一些。
在经济高速成长，蛋糕越做越大时，虽然各个阶层获得的好处不同，但几乎所有阶层都有受益。而历次经济衰退时，都会扩大贫富差距。中国历史上每次饥荒都是地主趁机低价买地扩大家产的机会。经济衰退造成下层人民生活越发艰难。广大劳动人民的怨气和不满逐渐积累。一战导致了俄国的革命。大萧条导致了纳粹上台和二战。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有什么选择呢，不外乎以下几种：
1 ）执政的改良派试图安抚下层。在蛋糕无法增长的情况下，采用的方法就是割中产、上层和富人的韭菜。中上层一般是秩序的受益者，也希望维持现状。割一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造反。通过重新划分蛋糕，把更多利益分配给下层，来安抚下层，维持社会稳定。欧洲二战后的福利社会就是这样。这个选择最安全，但侵犯了掌控社会话语权的上层阶层利益，并不容易。欧美福利社会靠二战和苏联的压力。宋、明几度改革最终全部失败。中国传统社会最伟大的变革“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还是靠少数民族政权才完成的。
2 ）如果下层无法安抚，或者上层韭菜割不动，为了不把劳动人民的怨气对准自己，执政者的第二个策略是找一个靶子，引导下层的怨气和愤怒到一个其他的地方。这个靶子有几个选择：
a ）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如纳粹选择了犹太人为出气筒。欧美右派选择了移民；
b ）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国。如纳粹选择了凡尔赛体系和英法。当年日本选择了英美鬼畜；
c ）富人群体，这个就不说了。所有有野心的政治家一般用这三个群体做为下层的出气筒。有些人心目中的“夭生伟人”川普就选择了移民、中国和华尔街／科技富豪做为出气筒。
3 ）如果下层没能安抚，上层韭菜割不动，也找不到出气筒。最终下层的愤怒会越积越多无法宣泄，最终一个小火花，就会导致革命，推翻政权。而所有的革命，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会越来越激进，最激进的群体最终会取得革命的主导权。革命要么被镇压，要么就是最激进的群体取得政权，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间逐步理性化和温和化。
这个治乱循环，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也都一样。第一个安抚下层的选择是最温和和伤害最小的。欧美民主体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通过选举更换政党，而给予下层民众一个希望和一个和平更迭政权的机会。但目前这个体制也开始有点运转不畅了。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现状，分析一下未来 10 年中国的情况。
在分析之前，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下中国中产，上层和富人。家庭年收入巧万以上为中产（大概是中国的 to p10 % ) , 50 万以上为上层（大概是 topl % ) , 500 万以上为富人。中国一直没有准确的 toPIO ％和 toPI ％的收入。美国大概 toPI ％家庭是年收入 40 万美元以上， toPIO ％是 15 万美元以上。考虑人均 gdp 美国 5 万多美元中国 5 万多人民币，就直接把美元替换人民币使用了。我本人，我朋友圈的朋友，基本都处于这三个阶层，这三个阶层也是微博微信上抱怨最多的。
在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几乎所有的阶层都获得了好处。在其中，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城市中产和上层，又是获得好处最多的阶层。我父母从单位分到四十多平米的第一套单元房我印象是在 94 年一 95 年，当时他们已经四十多岁了。今天城市中产的生活水平远超过去。而现在，蛋糕涨的没有这么快了，政府开始改分蛋糕的规则，对企业家就不像过去二十年这么有利了。企业家和中产阶层，该抱怨抱怨，该叫苦叫苦，为自己阶层争取最大利益无可厚非，但抱怨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个阶层，实际是目前社会体制的受益者。骂归骂，墙要真倒了，现行秩序真没有了，我们的损失是最大的。
举一个例子吧，大家都呼吁降个税，进一步调高个税起征点。中国有多少缴个税的人，政府一直没给一个准确数字。即使按最高的估计，税改前缴纳个税的人口不足两亿，税改后为 6000 万左右。缴纳个税人口占全国劳动力不足 10 ％。按家庭估计有个税纳税人的家庭再高也就是全国家庭的 20 ％吧。调高个人起征点，从网上观点看，是全民一致的呼声，但实际上，受益人顶多是全部人口的 20 ％。假设这个事做一个全民公决： A ）调高个税起征点，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B ）大幅增加高收入人（比如月 2 万以上）的个税纳税额。把额外税收分给月收入不足起征点的人群。哪个能通过，很清楚吧。我们期待民主会给我们带来罗纳德里根，相反，更大概率会带来一个查韦斯这样的人。
中国执政者意识到了蛋糕的增长未来不会这么快了，目前采用的思路就是改良派的思路。割中上层，来安抚下层。反正中产和富人都比较软弱，割出点血没啥大不了的，先稳住下层。被割的中产和富人肯定要叫唤，但这个叫唤也没啥用。执政者要维持政权，就得这样。如果韭菜割不动，后果更危险。执政者为了保住政权，不让自己成为下层怨气的目标，一定会找一个靶子。中国没有移民，也没啥特殊民族群体，靶子只剩两个：外国或富人。前一个意味着与美国的全面对抗乃至战争。后一个意昧着比现在更酷烈十倍的劫富政策甚至一次新的文革。
第三个选择更可怕。中国没有和平的政权更迭体系，改变政权一定是革命。而任何革命，对中上层社会的打击是更为致命的。革命的结局绝对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混乱的秩序。聪明的富人损失 80 一 90 ％的财产后逃到国外做寓公，中产和没跑掉的人就会万劫不复。这个选择，才真的是中产和富人的 Gotterdammerung 。有些人希望中国能像苏联一样从无产阶级专政一下和平过渡到财阀统治，这个完全不现实。第一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奇葩圣母恐怕很难出现第二个；第二苏联那时没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和富人群体这个天生的靶子；第三苏联的下场和戈氏本人的下场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对现在的中上层来说，未来 10 年，被割一割，出点血是必然的。如果一点不愿意被割，就尽快移民跑掉。不过以现在的外汇管制力度，想把财产全部带走并不容易。执政者为了渡过难关，能够安抚或镇压住下层的不满，一定会进一步集中手中可以掌控的资源。我们能希望的，就是中国能顺利走过目前的经济困难，被割的别太狠。政权能维持足够强的力量，下层顺利能安抚住。发发牢骚可以，但如果真正把下层劳动人民的怒火煽动起来，真正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中产和上层的人们。当然，已经顺利移民出去的同学们，可以可劲的煽，还留在中国的同学们，还是悠着点。我们必须希望政权稳定，能够顺利渡过经济困难，那个时候才会有新的希望。
最后说两句民主。西方的民主体制实际上是从贵族和精英体制演化过来，并非我们理解上的一开始就是选举制度。大宪章是贵族对国王的反抗。而选举制度演化了上百年才到普选制度。选举开始是只有贵族有选举权，然后过渡到有钱的男人，然后所有男人，最后才是普选。为什么西方选举制度在西方之外的国家水土不服，是因为西方选举制度是一个演化和渐变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但是在现在的政治体系中，无法像当年西方一样从精英政治慢慢演化，选举权没法只给精英，必须一次到位普选。社会和经济没到那个层次就普选，一定出问题。想平稳实现民主唯一的选择就是先发展经济和社会，等待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一次到位普选。现在的中国，离这个程度还有相当距离。现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最终能上台的一定不会是理性的自由民主派，而大概率是均贫富的极左。中国民主的希望在于时间，通过新一代人取代旧一代人最终让社会和经济足够成熟可以适应普选的制度。我估计至少还需要 30 年左右吧。
即使发达的西方国家，经济和普选制度也存在相当的矛盾。马克思当年表述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矛盾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矛盾。过去，西方国家依靠 check & balance 、精英对媒体和话语权的垄断来缓解这个矛盾。下层阶级有选票，但没有经济资源也没有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和话语权。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开始打破了这种平衡。移民和不同种族人口出生率的差异进一步加大了这个矛盾。川普和 populist 思潮的兴起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这个资本主义的矛盾有时间可以仔细探讨一下。（原文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