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东京都中央区的筑地水产品市场本月6日迎来了最后一个营业日。开业于1935年的市场在当天中午结束全部交易，83年的历史落下帷幕。搬迁后的丰洲市场将于11日开业，较最初计划推迟约2年。
2017年8月初，筑地市场曾遭遇严重火灾，作者“收银员小秋”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撰文，称大火远不只在物理上对筑地造成了伤害，同时也为已经燃烧了很久的、围绕着筑地市场搬迁而展开的争论又增添了一把新柴。在筑地市场帷幕落下之际，我们旧文重温，以期与你回顾筑地市场的历史与命运，以及其背后关于城市空间与权力博弈的种种讨论。
筑地市场的空间简史
今天，筑地市场早已成为了东京知名的景点。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之一的鱼鲜市场靠着美食珍馔和独特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2015 年市场所理的水产达到了 40 万吨，其中鲜鱼占到 34.7％，排名第一。另一方面，以鱼市为世人所知的筑地其实还是日本重要的蔬果市场。经手筑地的水果、蔬菜和鸡蛋总量为 27 万吨。这两部分相加，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能超过 5 千亿日元。
“筑地市场”又分成“场内”和“场外”两部分。场内市场由鱼鲜和蔬果提供商、拍卖行和中间批发商市场占据，它们不面对个体客户。场外市场则由零售商店和各色餐馆组成。这一次的大火就发生在场外区域，它对市场本身的交易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游客或本地市民除了参加由市场官方定期组织的参观活动之外，绝大多数时候不被允许进入场内市场。而场内市场的工作人员则以自身职业的专业性为荣，他们认为自己所占据的空间才是真正的筑地。
以鱼市为世人所知的筑地，其实还是日本国内最大的蔬果市场之一
其实筑地过往和鱼市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它名称所暗示的，这片区域是江户时代靠着填海造地而修筑起来的。靠着域内本愿寺繁盛的香火，筑地逐渐成为了一处商业和文化中心。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门被打开。筑地在 1869 年被政府设定为了外国人留居地。而彼时，东京最大的鱼市仍位于现在的日本桥地区。
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 1923 年。这年 9 月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改变了一切。震后经东京市政府统一规划，日本桥被摧毁的鱼市于 1935 年整体搬迁到了筑地。经过数年发展，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全面爆发前，筑地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地区中心市场。但是，由于战时政府把所有资源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外侵略，加上战后短期内日本经济的萧条，筑地市场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一直到日本战后民主体制得到确立，市场得以重生。借着日本经济腾飞的东风，筑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才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第一鱼市。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 Bestor）曾于 2004 年出版民族志研究《筑地：世界中心的鱼市》（Tsukiji: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在书中，贝斯特提到了两种颇为有趣的空间实践。
第一，贩卖不同产品的商家会组成各自的行业协会。比如金枪鱼协会、贝类协会等。这些协会统一代表成员摊位的利益，与市场管理方和拍卖行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博弈。第二种实现差异化的途径，依靠的是由批发商出生地所决定的“地缘”。比如，基本垄断筑地贝壳类产品销售的是来自千叶县浦安市的批发商们。他们原本只是在浦安捕捞、养殖贝壳产品的生产者。但由于当地贝类产量日趋减少，他们被迫来到筑地成为了批发商。在统一的行业协会之外，他们能利用相同出生地这一因素，迅速动员起自己的成员，在细节上为自己谋求更多、更具体的权利。
另一方面， 贝斯特发现，当时基本上每隔四五年，场内市场的所有商户都会通过抽签形式，重新进行一次摊位分配。在通常为期三天的再分配期内，市场整体会暂停交易以便拆除旧摊位、搭建新摊位。这个独特的实践之所以会诞生是由于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有些摊位会得到空间上的优势，比如离顾客入口或者发货口近。对于以新鲜度为卖点的筑地商户们来说，位置上的不同，对自己的交易足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于是，这种传统才会被发明并得到保留。在此之上，筑地的中间批发商们还将所有摊位的地理位置分为上中下三级。抽到上等摊位的商贩每个月要在摊位费上附加额外的作为占据有利位置的“税金”。这部分钱将被回馈给那些抽到下等位置的摊位。
筑地市场内的商户们靠着各色空间实践在平衡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同时，不断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筑地也成为了有着自己实践逻辑的独特场域。同时，作为日本甚至是全球市场体系一部分的筑地，又注定不会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需要随时和更为宏观的权力结构进行互动。而这一点在围绕着市场搬迁问题的争议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