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秘密社会中的道德观

秘密社会是一个永远呈现为动态平衡的混沌秩序。在这个舞台上,以各种帮派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展现着不同动力的社会戏剧,其中最典型的冲突元素即所谓“正邪之分”,总是有两个秉持不同道德意识形态的力量,试图在一次决战中压倒对方——但通常不可能成功。

鉴于秘密社会一贯被认为独立于国家法律秩序和政治控制体系之外(他们也经常以远离官府自我标榜),其内部的这种争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清楚地表明了道德的社会功能。

一般情况下,人们是按照他人所期望的方式去做事的,闲话、批评、畏惧超自然力量等往往就能起到制止反社会行为的有效作用。

但江湖社会上的人物却是传统社会中脱序出来的游离分子,他们常常无法无天,连鬼神都不怕,闲话批评更起不到什么制裁作用,按王学泰的观点,中国游民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缺乏儒家社会意识。然而“盗亦有道”,据金庸等人的记载,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仍是武林人物安身立命的根本,尤其“义”和“信”两点乃是构成江湖社会人际关系交往的基点,也是秘密社会的共同体化解矛盾的基本机制。毕竟再乱的社会也需要规则。

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行帮道德对黑白两道都起着一种“内在化控制”(internalized control)的作用,而当有人违背这种默认的约定时,共同体内还会出现一些人物来执行惩罚措施,以作为“外在控制”(external control)。

人无信不立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金庸小说中最守信用的人物往往却是邪派人物。他们横行江湖、无视法律,对仁义道德几乎嗤之以鼻,但对“信用”却有一种病态的坚持,因此这种道德执着也就容易被人用来作为对他们行为的控制手段。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典型即《笑傲江湖》中的田伯光及《天龙八部》中的南海鳄神。在传统的道德光谱上,两人均是如假包换的邪派,田伯光还是最令人不齿的采花贼,而南海鳄神行为暴戾,动辄喜欢拧断人脖子,对生父也缺乏基本的尊敬(“我爸爸没做一件好事,简直是狗屁王八蛋”),甚至对自己位列四大恶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听到段誉说他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竟然大喜过望),自称“作事越恶越好。老子生平只有一条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此外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但这两人却惟独不敢触犯“说话不算数”这一条基本道德规则。

金庸秘密社会中的道德观

电视剧中的田伯光

田伯光在衡阳酒楼上被令狐冲侥幸击败后,按承诺要叫仪琳“师父”,因此衡山群玉院一听到曲非烟说:“田伯光,你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怎地说了话竟不算数?拜了师父不认帐?”立刻乖乖地受制于她。

如果说这件事上还有被挟制、爱面子的因素,那么他后来不论桃谷六仙如何折磨,也坚定遵守诺言不泄露风清扬行藏(虽然他误会了,桃谷六仙找的不是风清扬),就显然出于信用了,无怪令狐冲要赞他“真乃天下信人”。

南海鳄神的守信似乎犹有过之:他输给段誉后不但一直主动地当面承认段誉是“师父”(即使被老大杀也还是如此),而且还叫钟灵为“小师娘”,决无抵赖反悔(第8章:“南海鳄神虽然恶事多为,却有一椿好处,说过了的话向来作数”)。这两人的所从事的职业说起来都令人不大舒服,但读者这两个“真小人”给一般读者的印象通常却并不坏,他们的守信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南海鳄神南海鳄神

除了这两人之外,另一个著名的“天下第一信人”谢烟客行事也颇带几分邪气(谢本人也以守诺言自诩,所以当石清以不守信用挤兑他的时候,他极为恼火)。

甚至对欧阳锋,黄蓉也采用相同的手段来挤住他:当欧阳锋胁迫她的时候,她反过来以烧去《九阴真经》来要挟欧阳锋同意放她走:“你是当代宗师,可不能食言。” 欧阳锋虽然脸色铁青,但却坚守诺言放他生路。

金庸秘密社会中的道德观

电视剧中的田伯光

《鹿鼎记》中神龙教的胖瘦二头陀“行事邪妄”,但却也“言出必践”,以至于少林寺方丈澄心也承认“胖尊者言出有信,这是众所周知的”(第18回)。用金庸的话说,“武林中人最讲究‘信义’二字。有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尽管无恶不作,但一言既出,却也是决无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颇为人所不齿。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得信守诺言”(《笑傲江湖》第35回)。

《侠客行》里赏善罚恶二使者原是对江湖上恶行执行外在制裁的力量,但也颇有些邪僻,而他们之所以和石破天结拜也全是出于守信:“胖瘦二人本来只道石破天服了毒药后立时毙命,是以随口答允和他结拜,万没想到居然毒他不死。这二人素来十分自负,言出必践,自从武功大成之后,更从未说过一句不算数的话,虽然十分不愿和这傻小子结拜,却更不愿食言而肥。”(《侠客行》第11回)

自居正派的人物爱惜羽毛,对此当然更为看重。《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因为向赵敏许下诺言答应他三个要求,以至长期为之所困扰(谢烟客也是同样的情形,诺言变成了精神负担),因为赵敏常要求他做一些相当难堪的事,但他却不得不遵守信用,这种心理上的内在制裁对人物行为控制的力量之大于此可见。

《笑傲江湖》中恒山派见青城派追杀岳灵珊,虽则有些不忍,但事先仪和说过不帮岳,就不能帮(第35回)。《倚天屠龙记》中少林派老僧甚至要求成昆“武林中信义为先,言出如箭,纵对大奸大恶,少林弟子也不能失信于人。”(第36回)

这样,在这个缺乏安全感和法律约束的社会里,信义成了一项有力的制止反社会行为的道德力量,它产生了一种对契约的有效约束力,有时甚至是一些反面人物唯一的美德。象韦小宝这样初入江湖的小流氓,也知道动不动把“一言既出,死马难追”挂在嘴边,证明这种道德观在民间社会通过广泛的传播,在社会底层形成了更牢固和持久的存在。

不受欢迎的道德执法
虽然武林中人大抵仍能秉持某些基本道德价值观作为立身之本,但仅仅寄希望于他们自己坚守理想来控制或减少自己的反社会行为,那也是不现实的。

何况像田伯光等人即使有守信这一点,但他其他的劣迹还是令人发指,使许多白道中人自发地站出来执行道德警察的任务,如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五岳剑派在思过崖困死魔教十长老等都是著名案例。

这也是武林中许多正邪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既然这些人不受法律、宗教、政治的约束,而他们的道德自我控制又靠不住,那么最终就不免有人想通过暴力来执法。

然而这种正派人物的道德执法(即强迫他人遵守道德准则,或索性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在武侠小说中却常常是令人讨厌的一件脏活。

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许多人似乎并不那么为江湖道德前景而感到忧虑,尤其不喜欢道德说教,而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却是鼓动人去动用武力执法的重要一环。《笑傲江湖》第33回明白指出:“这些江湖上好汉最怕的是长篇大论的争执,适才桃谷六仙跟左冷禅瞎缠,只因说得有趣,倒不气闷,但若个个似岳不群那么满口仁义道德,说到太阳落山,还是没了没完,那可闷死人了。”

其次则是许多人根本怀疑这种正邪斗争的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笑傲江湖》中少林方丈方证便认为“日月教和我正教各派连年相斗,其实也不是有甚么非拚个你死我活的原因,只是双方首领都想独霸武林,意欲诛灭对方”,这种观点完全将一场善恶二元斗争视为一种并无对错的权力斗争而已,甚至方证相比起来似乎倒更为提防左冷禅这样打着扑灭魔教幌子、意图一统江湖的野心家。

本文作者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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