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金融奇才王雪冰狱中归来后的自述

王雪冰,辽宁沈阳人,1976年大学毕业,原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朱镕基十分赏识的金融干才。1988年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1993年任香港光大银行(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93年任中国银行行长;1995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2000年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1994年在美国被授予年度国际“黄金交易杰出领导人”大奖,是亚洲地区的第一位获奖者。2002年1月因“纽约分行”事件被审查,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

荐!金融奇才王雪冰狱中归来后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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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是个天生浪漫的人。

这也许跟我的天性有关——每个人都有天性,天性有时候是好东西,需要放纵;有时候是坏东西,需要抑制。是吧,小丁同志?我相信你也有天性,比如文学,一个人爱好文学不是后天的,后天只不过根据天性做了一次选择,所以我说你的天性适合从事文学艺术,你内心一定像我一样,充满着许多浪漫的特质,不是吗?当然是。

我的天性就是浪漫,所以它不限于喜好什么文艺门类,即使我当初学习功课,比如说学习建筑吧,我后来可能就是建筑艺术大师,至少也是一个唱着歌、写着诗的高级泥瓦匠。所以,我从事的专业不是文学,不是美术音乐舞蹈之类,是金融,是跟钱打交道的学科,但这个一样没有妨碍我一直做一个相当有情调的人。当然,你可以写文章时,像那些小记者一样,说我是个浪荡的人,放荡的人,而不是浪漫的人。但你可以想象,一个浪荡仔,一个放荡鬼,进入金字塔尖的部分?不要说是正部级,就是谋取一个乡镇长的位置,如果只有浪荡,试试看,能不能当上,当上了能不能顺利干几年?不容易。我自己对自己的认定,就是浪漫嘛。

我60多岁的人了,坐了十几年牢,时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许多气质消化掉了,但我自认为内心没有变。我也用不着塑造自己是什么人,用不着矫情。我就是这样的,有后悔怎么会自毁前程,但为浪漫而死,死而无憾。我这份天性,这份做派,是是非非当然会多。也许,我不应该在体制内发展,我是体制内的另类,坏了体制内的规矩,所以最终付出了这么大、这么惨的代价。在人生最应该辉煌的年龄段,我成了阶下囚。这个,真不应该是我的结局。

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从事教学研究,一个是国际贸易专业,一个是外国文学专业。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两个面向国际的专业方面的人才,他们是两个极有情趣的知识分子。在朝阳区老公寓楼的一个小套里,两个人把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我小时候,母亲用英文给我念雪莱和泰戈尔的诗,用双语给我解读莎士比亚戏剧。

我稍稍大一些,大概是进入青春期了吧,我母亲有一次看着坐在地板上读书的我,突然打开音乐,说,宝贝,你起来,妈妈跟你跳一支舞。她带我走了几步,我跟不上节奏。我就说,妈妈,你跟爸爸跳一遍,我看看,马上就会的,都不用你带。爸爸正在厨房炒菜,赶紧洗了手,进卧室换上西装,才跟我妈妈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那份优雅,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你看,在家里跟妈妈跳一支舞的父亲,放下锅铲,一定要换上西装才登场。那也不是什么舞场,是不到十个平方的小客厅。但他们跳得认真,投入,热情似火。他们对少年的我来说,简直是释放的一道电。我从内心敬重我的父母,爱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变过,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听得到我的这番心声。

第一次,我观摩了一遍,在曲子完成之后,我跳起来,跟我的妈妈跳了人生第一支华尔兹。“这是华尔兹,欧洲中世纪在诸多宫廷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贵舞种。”母亲微微地俯下身子,在我的耳边细语道。我闻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我为这样的家庭气息而陶醉。

我很快从文学天地,进入舞蹈殿堂,因舞蹈,又进入音乐的世界。我高中的时候能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我至少读过每个作家的一两部。我喜欢听交响乐,听歌剧,当我的同学陶醉在民歌里的时候,我简直没法忍受,我听到那种不传统、不现代,不质朴又不高雅的曲调,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我的华尔兹跳得棒极了,但是整个学生时代,我几乎没有舞伴,除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在我们青春的那个70年代,好像很难找到一个贵族舞伴,一个外国文学读友,一个交响乐和歌剧的知音。他们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正挥着红缨枪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爱红装爱武装。有什么办法呢?

离开父母进入大学后,才是我真正孤独的开始。所以,别人看我孤独,说我孤傲,讨厌我不合群,看对了,说中了,讨厌得也没错啊。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融入他们?一直到今天,虽然我被判刑过,但我走出去,还是华尔兹,还是歌剧,还是普希金、拜伦、海明威,我跳不了广场舞,唱不出《小苹果》,读不了《盗墓笔记》《鬼吹灯》,我跟我们这个年纪的许多老家伙,道不同而不相与谋,本来就是两个星球的人。永远、绝对永远混不到一起去。甚至今天这个时代,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家伙,我也不欣赏他们。他们打游戏,手机上穷聊,读胡编乱造的网络小说,那些山寨电视节目,一点经典的营养都吸收不进去,一分钟都专注不起来。我认为他们这一代很危险,他们中的有些人不长大脑,从未深度思考过,接触的不过是一些电子碎片,一种垃圾信息产物。我不希望年轻人永远是这样。时代在变,不能把人类文明的优秀内核给抛掉。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基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厚实,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纵低俗,会很快散架,成为空心的壳子,一击就成碎片的。

也许我没资格指点他人,训导时代。但我看得清楚,说的也都是内心的实话。我的这些说法也不新鲜,不独创,还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们是从内心出发,怀着真正的焦虑,在大脑里思考了无数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这些别人不一定爱听的话送到嘴边的。相信我,绝不是有口无心,信口开河。

不说这些了,说了,自己和别人都会不舒服吧。

1970年代中期,像我这么外语出色的大学毕业生,全国找不到多少。再加上外国文艺的修养,全国更是找不到几个。摆在我面前的机会很多,文化部的一个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中央统战部,大概有十几家中央直属单位来学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单位的代表挑中。我对中央电视台,那时候还叫作北京电视台呢,有些兴趣。记得一个副台长亲自找我谈,对我的气质和口才赞不绝口,表示只要我愿意,电视台马上可以录用。

这么多单位,我就对这个心动了。电视在那个时代稀有,金贵,神圣,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但是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觉得在新闻和文化单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险,几句话,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让你的前途完蛋,严重的还会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你潜在的命运危险,多是任由别人来强加,跟你本身没有必然关系,你的专业特点,忒容易授人以柄。我的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一颗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当作事业来做,当作职业来做。况且,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啊,这种专业的选择显然是我父母对我人生的一种理性规划。他们说得对,浪漫不是用来做事业的,是用来美化内心的,用来点燃生活的。然而,我只听进了一半,做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后来我选择了不浪漫的事业,却又把事业成果做成了浪漫,进而毁了事业。所以,不听长者言,吃亏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愿,我选择了一家央属金融单位。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欧洲的英国、丹麦等地学习外汇金融业务,先后被安排到负责代培的米兰、标准麦加利、巴克莱等著名银行做实习代理员。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我成了为数极少的,具备国际金融眼界和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

实习期满后,单位没有安排我立即回国,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国金融在美国纽约的分支机构工作。我记得跟我同时派往纽约的同事,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厦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车声浪中,这座世界时尚之都,金融之都,让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自卑万分。而我,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来的世界里一样,闲庭信步啊。我那样的淡定和风度,使得同事们无法不刮目相看,都风传我是中央首长的公子。那时候很多首长子女都改名换姓,插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读书,然后像普通人一样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真首长的孩子许多就这样淹没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为人知。可我,真的不是名门之后啊。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是首长的孩子,恐怕我的学养和气质,也无法让我淹没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纽约,如鱼得水,很快展现了出众的才华,熟练掌握了全套外汇业务,在黄金交易和外汇的研究上尤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社交派对中,我经常用亚洲视角评论欧美文化;又假设欧美视角,发现和体恤亚太文化。每次,我做报告,不是从经济出发说经济,不是从金融出发论金融,我用文化视角,用文化判断,我有我独特的推论方法。我是生动的,独见的,我在世界艺术方面的学养,帮我建立起一种形象,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玩弄金钱的势利面孔。这使我的沟通有了利器,我从中国人,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

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具备了可以与西方融会贯通的气质风度和学识水平。我正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炙手可热的稀缺人才。当我与祖国一起迈进80年代时,一个锦绣灿烂的人生机遇大踏步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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