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冯骥才，男，1942年出生于天津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
“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