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冯骥才: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冯骥才,男,1942年出生于天津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

“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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