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也就是北宋元丰二年，阳春三月，43岁的苏轼接到中央组织部调令，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即刻赴任。
这是一次正常的平级调动。干部轮岗交流制度古已有之，不仅是为了锻炼队伍，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也体现了朝廷对广大干部的爱护，在一个地方干太久的话，容易出问题对不对。
依照惯例，这个时候，轮岗官员需要给皇帝写一份报告，大概内容就是表个态，感谢领导信任，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自己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不足，今后一定加强学习，紧紧围绕在皇帝周围，提高政治意识，提高业务能力，在宋神宗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更大的成绩，为振兴大宋王朝作出新的贡献……吧啦吧啦诸如此类的套话。
公文嘛，大家都是这么写的。
但苏轼就不一样了，享誉全国的文坛领袖，大宋朝第一支笔，豪放派诗词开创者，散文唐宋八大家，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
很快，一篇文采飞扬的《湖州谢上表》，递交到了神宗皇帝的手上。
让苏轼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篇文章，无意间闯下杀身之祸，拉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让自己身陷牢狱之灾，差一点儿丢了性命。
1 苏轼因言获罪
《湖州谢上表》洋洋洒洒三百余字，皇帝一口气读完，忍不住赞叹：“牛逼！苏爱卿果然有学问，文章辞藻华丽，字字珠玑。来来来，复印50份发下去，各位大臣你们都好好学学，看看人家这文笔，再看看你们写的那玩意儿，简直就是屎。”
满朝文武灰头土脸，人手一份苏轼范文，现场学习。
看着看着，一个叫何正臣的监察御史站出来了：“不对呀陛下，这文章有问题呀！”
宋神宗问：“咋了，发现错别字了？”
何正臣说：“不是，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有问题，您琢磨琢磨这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是啥意思？啥叫新进？啥叫生事？这分明是对陛下推行的新政不满啊，冷嘲热讽，辱骂朝廷，妄议中央，这是资产阶级大毒草，彻头彻尾的反动文章！要开历史倒车，阴谋复辟呀！”
一句话戳到了皇帝的痛处。
当时，宋神宗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正大力推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改革遇到了巨大阻力，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决抵制，朝廷内形成新旧两党之争，各不相让。
而苏轼，恰恰是保守派一方，平时就对新政颇有微词。正因为与变法派水火不容，不久前才自请离京，到地方上任职。
平心而论，这篇《湖州谢上表》，苏轼在字里行间，确实有对变法新政的不满情绪。
但仅凭这一两句话就降罪于苏轼，显然难以服众。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变法派趁热打铁，纷纷站出来举报苏轼：恃才自傲，在诗词文章中多次妄议新政，抹黑朝廷，诋毁领袖，国家但凡出点事儿，他就在一边煽风点火瞎哔哔，热衷于传播负能量，这种人，不给他点教训怎么行，“正宜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这些行为无疑是神宗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在变法派的弹劾下，宋神宗授意御史台，秘密成立苏轼专案组，彻底清查其反动言论和政治背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快，专案组就在苏轼诗词中搜集到了一大堆妄议变法的证据。比如：
讥讽青苗法：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
讥讽均输法盐禁：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
讥讽农田水利法：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
讥讽取士法课试郡吏：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
诸如此类讥讽新政的诗词比比皆是，最恶毒的是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皇帝陛下犹如飞龙在天，洞察秋毫，你却说唯有地下的蛰龙才知道，居心何在？不臣之意昭然若揭，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调查材料最后总结道：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这样的狂妄大胆之徒，前所未有，必须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宋神宗看罢，龙颜大怒，当即派钦差大臣赶赴湖州，缉拿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