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变坏 是从不让人说话开始的

公元1079年,也就是北宋元丰二年,阳春三月,43岁的苏轼接到中央组织部调令,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即刻赴任。

这是一次正常的平级调动。干部轮岗交流制度古已有之,不仅是为了锻炼队伍,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也体现了朝廷对广大干部的爱护,在一个地方干太久的话,容易出问题对不对。

依照惯例,这个时候,轮岗官员需要给皇帝写一份报告,大概内容就是表个态,感谢领导信任,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自己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离领导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不足,今后一定加强学习,紧紧围绕在皇帝周围,提高政治意识,提高业务能力,在宋神宗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更大的成绩,为振兴大宋王朝作出新的贡献……吧啦吧啦诸如此类的套话。

公文嘛,大家都是这么写的。

但苏轼就不一样了,享誉全国的文坛领袖,大宋朝第一支笔,豪放派诗词开创者,散文唐宋八大家,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

世道变坏 是从不让人说话开始的

很快,一篇文采飞扬的《湖州谢上表》,递交到了神宗皇帝的手上。

让苏轼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篇文章,无意间闯下杀身之祸,拉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让自己身陷牢狱之灾,差一点儿丢了性命。

1 苏轼因言获罪

《湖州谢上表》洋洋洒洒三百余字,皇帝一口气读完,忍不住赞叹:“牛逼!苏爱卿果然有学问,文章辞藻华丽,字字珠玑。来来来,复印50份发下去,各位大臣你们都好好学学,看看人家这文笔,再看看你们写的那玩意儿,简直就是屎。”

满朝文武灰头土脸,人手一份苏轼范文,现场学习。

看着看着,一个叫何正臣的监察御史站出来了:“不对呀陛下,这文章有问题呀!”

宋神宗问:“咋了,发现错别字了?”

何正臣说:“不是,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有问题,您琢磨琢磨这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是啥意思?啥叫新进?啥叫生事?这分明是对陛下推行的新政不满啊,冷嘲热讽,辱骂朝廷,妄议中央,这是资产阶级大毒草,彻头彻尾的反动文章!要开历史倒车,阴谋复辟呀!”

一句话戳到了皇帝的痛处。

当时,宋神宗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正大力推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改革遇到了巨大阻力,以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决抵制,朝廷内形成新旧两党之争,各不相让。

而苏轼,恰恰是保守派一方,平时就对新政颇有微词。正因为与变法派水火不容,不久前才自请离京,到地方上任职。

平心而论,这篇《湖州谢上表》,苏轼在字里行间,确实有对变法新政的不满情绪。

但仅凭这一两句话就降罪于苏轼,显然难以服众。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变法派趁热打铁,纷纷站出来举报苏轼:恃才自傲,在诗词文章中多次妄议新政,抹黑朝廷,诋毁领袖,国家但凡出点事儿,他就在一边煽风点火瞎哔哔,热衷于传播负能量,这种人,不给他点教训怎么行,“正宜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这些行为无疑是神宗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在变法派的弹劾下,宋神宗授意御史台,秘密成立苏轼专案组,彻底清查其反动言论和政治背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快,专案组就在苏轼诗词中搜集到了一大堆妄议变法的证据。比如:

讥讽青苗法: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

讥讽均输法盐禁: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

讥讽农田水利法: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

讥讽取士法课试郡吏: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

诸如此类讥讽新政的诗词比比皆是,最恶毒的是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皇帝陛下犹如飞龙在天,洞察秋毫,你却说唯有地下的蛰龙才知道,居心何在?不臣之意昭然若揭,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调查材料最后总结道: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这样的狂妄大胆之徒,前所未有,必须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宋神宗看罢,龙颜大怒,当即派钦差大臣赶赴湖州,缉拿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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