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一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王安石变法,短期内充盈了国库,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青黄不接时国家贷款给百姓,丰收时百姓归还本息。结果,国家变成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迫农民借贷,导致经济凋敝,民生凄惨。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为扭转这一局面,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对“国家专营”是这样评价的:“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王安石变法:一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王安石的支持者们总是说变法使大宋财政赋足,强调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今天在下从田税入手,为各位朋友细细分析,揭开王安石变法地真面目!

王安石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真宗赵恒天禧(1017年-1021年)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英宗赵曙治平(1064-1067) 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神宗赵顼熙宁(1068-1077) 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舀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各位,光这两项就是2510万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50万贯,(熙宁10年(1077年),田税是2162万贯,)而治平年间,宋朝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这就是王安石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安石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各位,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安石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地刺激下,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税收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市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的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的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安石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安石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的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光废除新法后,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安石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的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的真实事实!

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的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的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了。

这个数据当时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王安石的支持者想解释,就等于揭开了他们的谎言!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的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安石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安石本人,人都说王安石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的概念却是一个省略的真相。因为王安石的正直不包含他的儿子王雱,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雱,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安石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可以贪污受贿、为所欲为?

搁现在的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 子 党 首 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变法过程中出了问题,王安石既没有修改新法不适合的地方,又没有整顿吏治,而是打击上书的大臣,压制舆论。王安石在地方当官多年,亲自实践过新法,效果还不错,难道那时他手下都是奉公守法,廉洁爱民之徒?就没有人贪污腐败,借机捞一笔?王安石真的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说王安石不知道提拔的是小人,是在侮辱王安石的智商!

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安石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安石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王安石不是说过“三不畏”----天变不可畏、祖宗之法不可畏、人言不可畏。王安石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和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的一群党 徒,还有什么可以用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新党把反对派清除出了朝堂,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

王安石打破了一切规则,就为了把百姓口袋里的钱,“为国为民”地搜刮到自己同党口袋里。所以苏辙拿王莽跟王安石比较,说这两人同时都是大学问家,待人都谦恭有礼,自己为官很清廉,生活还特简朴。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把老百姓的钱搜刮走了,而且这钱却没有装进国家的腰包里,被同党私下分赃了。

这两人唯一的不同点就是:王莽篡夺了皇位,而王安石没有,所以王安石是个稍逊于王莽的大奸,即使他被称为伟大光荣英明正确的导师,那也是“大奸大恶导师”。

王安石为了他所谓的变法,甚至要求皇帝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很多人说王荆公立身很正。为何会拥有吕氏兄弟这样地得意门生----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他立心不正,他呐喊改革,并不是真想为贫民百姓谋利。改革只是王荆公手里的刀,王荆公是借助改革这把刀铲除异己,从而享受唯我独尊的权势。所以,即使手下官员煎迫百姓、压迫同僚、贪污索贿、通敌卖国……,这一切对王荆公来说都无所谓。只要他们对自己百依百顺,让自己享受至上的权势,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我一直在思索王荆公地行为,为他那些不可思议的偏执寻找合理的解释----唯有这个理由才可以解释一切:权势,王荆公追求的是权势,不是为民谋福、不是改革,不是为了这个国家。有了这个理由,王荆公地所有怪诞、执拗、坚持等等,都可以解释通了。你说,还有更合理的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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