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短期内充盈了国库，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青黄不接时国家贷款给百姓，丰收时百姓归还本息。结果，国家变成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迫农民借贷，导致经济凋敝，民生凄惨。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为扭转这一局面，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对“国家专营”是这样评价的：“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王安石的支持者们总是说变法使大宋财政赋足，强调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今天在下从田税入手，为各位朋友细细分析，揭开王安石变法地真面目！
王安石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真宗赵恒天禧(1017年-1021年)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英宗赵曙治平(1064-1067) 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神宗赵顼熙宁(1068-1077) 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舀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各位，光这两项就是2510万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50万贯，（熙宁10年（1077年），田税是2162万贯，）而治平年间，宋朝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这就是王安石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安石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各位，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安石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地刺激下，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税收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市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的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的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安石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安石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的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光废除新法后，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安石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的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的真实事实！
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的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的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了。
这个数据当时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王安石的支持者想解释，就等于揭开了他们的谎言！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的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安石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安石本人，人都说王安石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的概念却是一个省略的真相。因为王安石的正直不包含他的儿子王雱，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雱，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安石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可以贪污受贿、为所欲为？
搁现在的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 子 党 首 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变法过程中出了问题，王安石既没有修改新法不适合的地方，又没有整顿吏治，而是打击上书的大臣，压制舆论。王安石在地方当官多年，亲自实践过新法，效果还不错，难道那时他手下都是奉公守法，廉洁爱民之徒？就没有人贪污腐败，借机捞一笔？王安石真的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说王安石不知道提拔的是小人，是在侮辱王安石的智商！
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安石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安石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王安石不是说过“三不畏”----天变不可畏、祖宗之法不可畏、人言不可畏。王安石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和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的一群党 徒，还有什么可以用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新党把反对派清除出了朝堂，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
王安石打破了一切规则，就为了把百姓口袋里的钱，“为国为民”地搜刮到自己同党口袋里。所以苏辙拿王莽跟王安石比较，说这两人同时都是大学问家，待人都谦恭有礼，自己为官很清廉，生活还特简朴。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把老百姓的钱搜刮走了，而且这钱却没有装进国家的腰包里，被同党私下分赃了。
这两人唯一的不同点就是：王莽篡夺了皇位，而王安石没有，所以王安石是个稍逊于王莽的大奸，即使他被称为伟大光荣英明正确的导师，那也是“大奸大恶导师”。
王安石为了他所谓的变法，甚至要求皇帝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很多人说王荆公立身很正。为何会拥有吕氏兄弟这样地得意门生----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他立心不正，他呐喊改革，并不是真想为贫民百姓谋利。改革只是王荆公手里的刀，王荆公是借助改革这把刀铲除异己，从而享受唯我独尊的权势。所以，即使手下官员煎迫百姓、压迫同僚、贪污索贿、通敌卖国……，这一切对王荆公来说都无所谓。只要他们对自己百依百顺，让自己享受至上的权势，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我一直在思索王荆公地行为，为他那些不可思议的偏执寻找合理的解释----唯有这个理由才可以解释一切：权势，王荆公追求的是权势，不是为民谋福、不是改革，不是为了这个国家。有了这个理由，王荆公地所有怪诞、执拗、坚持等等，都可以解释通了。你说，还有更合理的解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