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北京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2014年8月在“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上发表了一个主题为“北京不应该控制人口规模”的演讲。最近几天，这篇演讲的文字版以演讲中的一个论断即“人口控制使北京GDP每年损失一万亿”为题（以下简称“黄文”），于微信中疯传，再度引起人们对大城市是否应该限制人口、完全放开户籍限制问题的关注。
该文基本观点是：
（1）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人均GDP越高，所以人口是第一生产力；
（2）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北京应该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自然均衡人口是3700万，现在人口规模太小了；
（3）北京不缺水，北京的交通也不拥堵；
（4）人口控制让北京损失了一万亿元以上的GDP，损失2000亿元的税收；
（5）限制人口是阻碍经济优化，应完全取消户籍政策。
今年春季，笔者曾经发表文章《大城市要不要控制人口——兼评几个错误的流行观点》（澎湃新闻，2018年4月2日发布）。这篇文章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跟着资源走，而资源跟着权力走，因此要放开人口流动限制，鼓励城市之间公平竞争，首先应该是减少城市之间的行政等级差异以及相伴随的各类特惠政策。笔者并不反对放开人口流动，笔者反对的是舍本逐末的思路。在城市等级差异没有消除，城市之间先天起点不公平的前提下，完全放开人口控制，实际上是保护了大城市的既得利益，而损害了中小城市的利益。此外，笔者针对“人口放开论”的一些主要论据，包括北京不缺水、北京不拥堵、北京应该学习东京和首尔等，逐一进行了驳斥。
遗憾的是，“人口放开论”似乎仍然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流行观点，而主张“人口放开论”的论者并没有充分考虑反方的观点。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为了廓清迷雾，减少分歧，积极有效地缓解“大城市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撰文讨论。
拥挤的北京四号地铁线
一、方法论错误不应一犯再犯
首先，主张“人口放开论”的学者有一个常犯的方法论错误，就是选择性利用证据。
支持“人口放开论”的主要证据往往是：北京人口不够密集，因为首尔、东京的人口密度比北京还高；北京不缺水，因为美国洛杉矶的人均用水比北京还少；北京并不算很拥堵，因为伦敦和纽约更拥堵。
这种举证方法有很明显的选择性利用证据的嫌疑，就是只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而忽视那些对自己观点不利但是客观存在的证据。按照上述逻辑，假设世界上有40个特大城市，肯定有比北京更拥堵的，有比北京人均用水量更少的，也有比北京房价更高的。那么，除非北京具备了所有最糟糕的缺点，否则北京就一直是一个宜居城市。这实际上是将北京的城市发展放到了全世界最低水平，跟所有同类城市拼底线，明眼人一看就觉得不正确。
举个例子，假如张三因为连续加班，过度疲劳，导致一只胳膊被机器切掉了，康复后继续上班。按照选择性使用证据的逻辑，既然一只胳膊也可以上班，那么张三的同事都应该继续加班，直到也切掉一只胳膊为止，否则就是加班不够、勤奋不足。这是不是很荒谬？
其次，笔者认为，黄文的主要观点都存在逻辑或证据错误。
上述第一个观点认为，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人均GDP也越高，从而证明人口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明显的因果关系倒置。实际上，不是人口越密集才导致了人均GDP越高，而是经济制度越好，经济越发达，表现为人均GDP越高，所以才吸引了更多的人口流入这些富裕省份。如果人口就代表生产力，请问河南、四川两省长期处于人口大省的前列，为什么GDP总量不是排名前列？另一个反例是，上海GDP排名前列，但是其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人口数量排名倒数。
第二个观点认为，因为中国人口最多，国家权力集中在北京，所以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科技、文化中心就应该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城市。按这个逻辑，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华盛顿是其首都，难道华盛顿也必须成为世界GDP第一大城市？实际上，根据2016年的数据，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是（排名可能有争议）：东京、上海、墨西哥城、北京、纽约、圣保罗、开罗、孟买、德里、卡拉奇。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城市人口的多少与其所属国家的经济总量、集权程度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第三个观点是选择性利用证据的结果，此处不再赘述。
第四个观点最耸人听闻，说人口控制让北京损失了一万亿元以上的GDP。笔者不知道这是怎么计算的，但可以肯定作者并没有计算背后的机会成本。假设限制人口流入北京，导致北京减少了一部分投资和对应的GDP，这并不能认定是一种“损失”。如果这些人口以及相应的资金投入其他地区，例如义乌、九江或西安，有可能产生更多的GDP，那么这反而是一种效率改进。从趋势上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越低。正确地说，应该将人口和资金引导到边际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而未必是特大城市。
第五个观点认为，应该取消限制人口的户籍制度。类似建言受到相当程度的追捧，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只要我们承认每个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必须承认每个城市都存在一个人口负载上限。因此，实际上每个城市都要限制人口总数，无非限制的手段存在差别：有的是用经济手段，例如高房价或高房租；有的是用政治手段，例如规定在本地居住满一定年份才能享受特定的居民待遇；有的是用行政手段，例如实行落户积分制。
即便是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存在一些显性或隐性的限制人口手段。例如，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为竞选纽约州参议员，1999年在纽约州买房并住满一年，否则连参选资格都没有。
总之，完全消除人口流动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现实中存在诸多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