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投湖自尽后溥仪特赐圣旨 死因却争议至今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时年51岁。作为卓有建树又正值学术盛年的大学者,王国维自尽令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无论是学术界的侪辈、后进抑或是市井小民,都对其死因非常关心,也因此引发了诸多猜测与争论。

在王国维的部分好友看来,王国维投湖是为了“殉清”。就在他去世后的第五天,其生前挚友兼亲家罗振玉便从天津赶至清华园,还带着清逊帝溥仪的“诏书”。为此,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报道王国维“为胜国逊帝抱悲观无愧于忠,赴颐和园以死自了伤心千古”。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王国维的学术知己陈寅恪也赞同这一观点。

王国维:投湖自尽后溥仪特赐圣旨 死因却争议至今

然而这真的是事件真相吗?当我们回顾王国维的一生,便不难发现王国维自尽与清朝灭亡已有15年之久,而王国维与清廷的联系也少之又少——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王国维由罗振玉推荐入宫担任的总务司“行走”,这是王国维在清廷担任的唯一“公职”,而且还是个虚职。“辛亥”爆发后,王国维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入值南书房,这是他第二次与“清廷”发生交集,一直维持到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故宫。

显然,这些接触不足以使醉心学术的王国维“殉清”,而这也使他与一直蓄谋复辟清室的罗振玉、陈宝琛、郑孝胥等人截然不同。纵然王国维自称“亡国之民”,不肯剪辫易服,其中蕴含着更深刻的缘由。

事实上,民国初年投水自杀者不在少数——年轻作家王以仁坐船时跳海、学者梁济自尽于积水潭、被鲁迅赞为“中国济慈”的诗人朱湘于南京自杀、年轻作家顾仲起跃入黄浦江……一个个沉思的身影转瞬消失于江中,默然离去。民国的动乱与危机不仅存在于炮火声中,还存在于无数追梦人、青年人心底无声的呐喊里。

在这样的年代,文人的精神寄托与价值修养必然被裹挟在迷茫、不甘与绝望中,直至心中火焰被熄灭。正如与王国维私交甚密的陈寅恪所感慨的“文化殉节”, 其在悼词中的喟叹令后世发现一丝端倪——文化人在不幸年代的宿命。“谦谦君子,濡润如玉”,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薪火相传的诗书礼乐等传统习俗与经典铸就了“文”。为“文”所“化”之人,无一不拥有着君子之风,“诚于中,形于外”地散发出迷人的人格魅力。当时代更迭炮火迭起不断撞击着华夏的历史文明时,王国维的心亦日渐绝望。不过这仅仅是陈寅恪以自己的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因此后世史家多有反驳。


令人寻味的是,王国维在投江自尽前,曾留给儿子一纸遗书,共计一百二十字,透露着低落压抑的消极,这既是王国维骨子里烙印的悲观,也是被复杂社会原因所激起的绝望。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大军阀激烈作战,中国社会陷入空前动荡,而王国维正是在隆隆不止的炮火声中度过五十大寿。次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吴宓绝望地在日记里写下“世局时变,江河日下。”而同为“清华园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慨叹“局面大变,不知归属”。

对王国维而言,他心里本有一座乌托邦,连日战火、政府反动使得这座乌托邦日渐崩溃,更因李大钊被张作霖处死而彻底瓦解。面对步步紧逼的危机,梁启超等知名教授们纷纷计划外逃避难,而王国维却不为所动——有人劝王国维剪掉脑袋后面拖着的长辫子,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羞辱磨难,但王国维坚称这条辫子不可自剪,只能由他人来剪。

乍一看,王国维的举动像是“清朝遗老”,充满了对清朝灭亡的叹息,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后挣扎——这挣扎带有几分独立学者的风骨,带有几分真正士人的风度,带有几分破釜沉舟的决绝。这长辫子在王国维心中,代表着气节与尊严。王国维的自沉看似潇洒,却也并不轻松,匆匆一跃,徒留后世无限猜疑。

当后世人们凝视从王国维内衣口袋翻出的遗书时,或许无法得知王国维死前平静的每一天之下,内心压抑着怎样的暗潮汹涌,“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这该是何等的绝望!只是诚如遗书所言,“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用生命诠释了其非比寻常的人格追求,展现了一介书生的傲人风骨。面对因文化价值断裂而进退失据的精神困境,王国维选择自杀以保全自己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其余民国文人的自杀,浓缩了那个过渡时代的困惑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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