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题目是人口流出，当然我没用“人口流失”这个词，还有个副标题，三个关键词——“乡愁、文化和价值观”。（文 |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龙老师讲的话题涉及到人口的收缩，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很多中国的城市人口在收缩，但它做的规划无一例外是增长型的规划。这个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有三方面：
第一，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不太相信市场的国家,社会各界总觉得如果把一些资源交给市场去配置，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我想这个因素也是导致龙老师今天讲的很多现象放在另外语境里就绝对不是你今天这个用词，可能不会用中性的词，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我觉得是跟政府行为有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地方政府都是考核它的招商引资、GDP和税收的最大化，我们怎么能允许一个城市人口收缩呢！就算人口收缩阻止不了，那我投资可以加剧，我可以问中央要补贴、建设用地指标，所以龙老师讲的很多现象其实是地方政府做出来的，包括你刚才讲的“东北规划师”，就算他心里面觉得不应该做增长型规划，但他上级、甲方给他发包的时候，要求他做增长型规划，所以这就是政府行为所致。
第三个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我觉得可能还是在理论和观念上出了问题。我今天重点讲第三个问题，讲几点作为评论，其实也是对龙老师今天发言的补充。
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一个国家总人口给定的时候，人口流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它在经济发展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人类的技术、制度都在发生变化，比如说一个时代是靠马车来做运输、靠火车来做运输，还是靠轮船来做运输，这个技术的变化对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还有制度，中国经济如果要是封闭经济，不做国际贸易，那东北好得不得了，因为东北有中国当年最好的基础设施，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的投入。如果中国经济搞开放，长三角、珠三角有中国最好的内河航运加上海运的条件，而东北有大量的港口冬天是要结冰的，这个制度变化导致各个地方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包括高科技的优势完全不一样，这样一来，其实人口的流出是伴随着另外一个地区人口流入，在这个国家内部人力资源空间上再配置，也是反映了各个地区在经济增长潜力上的变化。这是地理结合制度的综合变化。
也恰恰因为这样的原因，东北以前是人口流入地，现在变成人口流出地。对于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不理解，人们觉得人口流出是坏事。龙老师今天的标题是“城市化的另一面”，既然有些地方人口流入，那一定有些地方人口流出，难道人口不流动是好的吗？我们参照系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认识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人口大量向少数地区集中，对区域间平衡是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一系列作品里面，我一直讲一个短语：“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中国各界有一个在思想上没讲清楚的问题，总觉得集聚是带来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研究、实证研究都可以告诉大家，空间上的人口、经济活动的集聚是可以伴随着人均的GDP差距缩小的。
我前面讲了，东北制造业曾经很强，现在东北逐渐发生变化了，放在全国来看，它的比较优势成了农业加上旅游、自然资源，对于农业、旅游、自然资源这样的产业，如果GDP总量增长空间有限的，是不是人少一点，反而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我觉得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的问题，就是集聚和平衡之间的关系。
刚才我讲了市场力量，市场会引导经济“从集聚走向平衡”，那么政府该干什么？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个意思不是政府要做跟市场经济规律对着干的事情，而是做市场经济做不到的事情，这样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互补作用。
在我刚才讲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认为可以做两件事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第一件事，帮助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去找到符合它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东北的重工业在相对萎缩，但旅游在兴起，东北大农场在生产，成为中国的粮仓，那我们就做跟这个产业相配合的基础设施投入。
还有一个市场不能做好的事是公共品的提供，因为公共品的提供本身有规模经济效应，像教育、医疗都有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人口萎缩，市场力量不足以提供这样的资源，那么政府可以帮你提供教育、医疗、基础设施。
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梳理，我接下来就要回到我前面讲到的三个关键词，首先我们讲文化。
除了刚才讲到的医疗、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流出地的生活质量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公共品大家比较有共识，就是文化的保护。比如某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或者民间工艺，我觉得政府去做文化保护，大家没太大的争议。但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问题就可能有争议了，公共品的提供有个提供到什么量、提供到什么方向的问题，如果政府去保护一个地方戏曲，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要提供教育、医疗设施，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但问题是，如果要是公共品的提供做得再多一点，我的意思是说量上增加，恐怕到一定程度上它会出现公平和效率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