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规定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分别归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所有,其实质为权力制衡,但两党政治斗争明显。其中,总统的主要职责为忠实执行法律法案,内阁及相关部门辅助总统行使行政权。
当前直隶于美国总统的重要机构主要有内阁、总统行政办公室及特定独立职能部门三类,内阁级别核心成员达24名。内阁主要由美国副总统和15个行政部门组成;总统行政办公室独立于内阁,是对总统的贴身幕僚、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各级助理及机关的总称;特定职能部门直接受总统指挥、管理与控制,包括中央情报局等。除副总统外,特朗普可直接解聘内阁及行政办公室人员。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频繁更换内阁及白宫高级官员达38人。

1972年周恩来总理迎接尼克松抵达北京
与外贸及经济直接相关的主要高层已基本转为鹰派,与其他内政、外交相关的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多次指责中国的南海、一带一路问题,对华批评从贸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是极端鹰派。仅财长姆努钦、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年底将离职)、国防部长马蒂斯相对温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张在贸易上保持对中国的强硬姿态,认为中国是对全球贸易体系最大的破坏者。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强认为中国利用贸易补贴和汇率操纵,将产品倾销到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华态度由鸽转鹰,认为301调查的核心是科技问题,不能让中国扼杀美国的未来。商务部长罗斯认为首要任务是降低贸易逆差,对实行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国家予以反击。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在外交问题上是极端鹰派,鼓动美国放弃“一中原则”。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合作共赢(1979-2000)、竞争合作(2000-2008)、战略遏制(2008-今),两党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整体上共和党更为务实,重实际利益轻意识形态,民主党重意识形态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共和党对华负面评价占比高于民主党。两党对华态度整体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世界政经格局变化。
第一阶段,中美有共同对抗苏联的利益基础,其后为促进中国走向西方的自由经济、民主政治、获得中国市场,美方拉拢中国,支持中国加入WTO。两党对华整体友好,对华接触是共识。
第二阶段,中美有竞争也有合作,2000年共和党政纲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但911事件后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对抗恐怖主义等,美国对中国实施“接触”与“遏制”战略。两党在此阶段对华定位出现分歧,共和党对华态度转为强硬与拉拢交织,民主党主张继续与中国接触,认为中美关系恶化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但也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第三阶段,美国受金融危机重创、贫富差距拉大,反全球化抬头,同时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冲突加剧。美国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对华全面遏制。两党对华重新走向共识,即遏制中国。美方认为中国是政治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向投资限制、技术封锁和人才交流中断全面升级,贸易逆差只是幌子,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明显。
中美贸易战的演变
当地时间12月1日,G20峰会发表宣言,强调多边贸易,支持WTO改革。习特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中国扩大对美进口,停止互征新的关税,在90天内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展开谈判,如未达成协议,10%的关税将提高到25%。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实现美方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方对贸易战仍有较大的主动权,贸易战只是暂时休战,谈不上结束,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中期看,决定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有三个重要变量和关键节点:一是2020年总统大选,二是美国经济见顶回落和美股回调的速度,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2020年总统大选在2019年下半年启动,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将再度成为候选人赢取选票的策略。极端反华分子佩洛西将再度担任众议院议长,特朗普短期应对来自民主党的压力,在内政持续受阻后可能转向外交发力,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大概率延续。
长期看,具有日益严峻性。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按照当前中美的发展速度,中国GDP总量再过十年左右将超过美国。随着中美经济相对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中国发展高科技带来的产业关系从互补走向竞争,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
大力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是应对内外严峻形势的根本。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11月5日,习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了主旨演讲,宣布中国新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继博鳌亚洲论坛推出开放措施后,中国再次向全世界释放诚意的改革开放信号。对待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应该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韬光养晦、改革开放。(本文转载:原文地址)